盈科原创|合同履行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判定及影响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事件为例

发布于 2021-10-13 17:46



摘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别于一般的民事法律事实,对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法益保护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法领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在价值层面判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要尽量接近特殊时期防疫目标和恢复社会经济之间的均衡点。在规范技术层面判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要围绕不可抗力客观性、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等特征,结合个案具体分析客观情形是否致使合同履行不能。因当事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法律不应允许其主张不可抗力来免除其民事责任。对于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产生的损失负担问题,可以结合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通过协商或司法途径进行合理分配。在国际商事合同纠纷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适用不可抗力免责关键看合同条款的约定,应当在国际商事合同签订时就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到不可抗力条款的考量范围。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合同履行;不可抗力;情事变更;免责事由


截止2020年4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已持续超过三个月,正在呈现常态化趋势,并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形成日趋紧张的张力。通过对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战“疫”期间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和指挥进行梳理,国家防疫工作重点有两个阶段,一是从最初1月份爆发至2月23日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这段期间的工作重心是遏制疫情扩散,保持社会稳定。二是从2月23日至今的工作重心是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发展工作。


疫情防控从最初至今,依法防控贯穿始终。2月5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保障。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党中央再次提出疫情防控越是到吃劲的时候,越是要坚持依法防控。从中央的顶层设计到地方的联防联控机制,从打击妨害疫情防控活动到防控境外疫情输入。


新冠疫情打破了经济社会运行的正常秩序,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有序转动受到阻碍,引发法学界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不可抗力认定及其对合同履行影响的法律思考。疫情常态化下的国内外经济发展与疫情影响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正确释明、认定“不可抗力”来达到社会整体层面上民事权利义务的最优配置。合同法律关系作为民事法律中的基础法律关系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较为普遍,笔者试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构成民法中不可抗力法律事实的角度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合同履行产生影响,以期对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有所帮助。

*王杰:云南财经大学法律硕士在读研究生;欧阳杉: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任佳晖,李源:《习近平领导中国这样战“疫”》,访问网

http://cpc.people.com.cn/xuexi/GB/432120/index.html,访问日期:2020年4月25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民事合同履行纠纷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民事法律后果,主要是指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了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具体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合同履行的影响,是指因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引起的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的影响导致合同变更或解除。例如,劳务提供者因患病感染被治疗无法按时提供劳务而要求变更履行时间。二是受疫情防控工作影响致使合同变更或解除。如:餐饮、娱乐行业因被政府管制而无法承担房屋租赁的租金而不得不变更租赁合同;运输公司因货车被例行检查无法履行按时送货的义务而不得不解除运输合同。诸如此类发生在平等主体间合同法律关系应该由民法来调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民事法律事实性质分析

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发生过两次较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第一次是2002年底的SARS事件,第二次是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事件。SARS事件爆发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对处理合同履行纠纷作出规定:如果由于SARS疫情或政府防控行为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则应按照不可抗力处理。《通知》亦对“情势变更”有原则性规定,即对于由SARS疫情影响,按原合同继续履行会对当事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的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案情,结合公平原则处理。我们可以看到SARS期间,司法机关对不可抗力的认定标准较为明确,对情势变更的认定标准是极具原则性的。什么是对当事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结合公平原则处理时应考虑哪些因素?如果具体情形满足上述两种解决方式该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都会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深刻影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法律事实能对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影响,这一点已无异议。但它在民法上作为何种性质的法律事实,对解纷息讼意义十分重大。这个问题曾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热烈探讨,代表性的议题之一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不可抗力还是情事变更?实践中,合同一方当事人往往主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不可抗力要求对方当事人减免责任或解除合同,但对方当事人往往持有异议。而客观情况也可能是情事变更或者二者交叉地带。

参见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第6条。

谢秋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民法调整》,载《探索》2003年第5期。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可抗力性质分析

不可抗力的起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中,其最初的概念是“事变”。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事变”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认为,“事变”是指非因故意或者过失而产生的事故,这种事故有一些是纯粹的外界事件,例如地震、台风或者洪水。现代法学对不可抗力的学说分类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客观说倾向于从客观情况来认定是指超出人力所控制为人所不能抗拒的力量。主观说倾向于强调它的不可预见性。折中说是两者兼而有之。


根据我国一些学者对不可抗力的解释,不可抗力被认为是某些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力量,它是与人的行为无关的,并且不受人的意志控制和支配的现象。它是各国民法通行的抗辩事由。在我国立法史上,从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到1986年的《民法通则》再到1999年的《合同法》以及2017年的《民法总则》,都对不可抗力的要素作出了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和客观情况等要求。这里所指的预见性,应当以普通人在通常情况下的预见水平为判断标准。从损害结果上来看,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第一百八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对不可抗力的标准界定沿用了之前法律规定的标准。对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产生的合同纠纷,立法机关2月10日通过《中国人大》媒体公开释明:如果因为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这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这一释明与2002年SARS期间司法机关的释明保持了一致。SARS期间和新冠肺炎期间对不可抗力解释的共同点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当然成为不可抗力,只有在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时,才构成不可抗力。由此可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未直接全然被我国立法机关界定为不可抗力事件,而是增加了“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限定条件。


笔者认为,需要当事人结合具体情形分析客观情况是否达到了法律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其一,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来说,往往因其突然发生的特点往往是不能被预见、不能被避免的,但对于其是否能被克服,不能一概而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早期,由于应对条件有限,事件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这个时期的情形对于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的患者来说是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对于能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对合同履行没有实质阻碍的患者来说(如新冠病毒感染肺炎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康复出院且治疗对合同履行没有实质阻碍)就不属于不能克服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则可以认定该情况对患者来说并不构成不可抗力。其二,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各地政府为了遏制疫情蔓延,往往采取比较严格的管控措施,如政府公共交通运营的限制、对旅游业的警告以及对餐饮娱乐行业的暂停营业命令等。事实上这是措施才是导致很多合同无法按时履行的直接原因而非公共卫生事件本身。2020年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等国家机关采取行政管理措施要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因此,这直接导致在公告发布之前订立的野生动物交易合同将无法被履行。此时,行政机关的交易禁令对当事人双方来说就构成不可抗力。

韩世远:《不可抗力、情事变更与合同解除》,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

杨立新:《地震作为民法不可抗力事由的一般影响》,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8期。

王利明著:《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63页。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事变更性质分析

情事变更作为民法一项特别规范,其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情事变更的历史并不能追溯到罗马法,罗马法坚持“合同严守”原则,主张纯粹形式主义,重视法秩序的安定。十八世纪以前,情事变更较多作为一种学说。而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变化迅速,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冷战的起起伏伏的等都导致当事人缔约时不可预测的风险不断增加。传统的法律制度对此无法有效的解决,情事变更制度应运而生。


情事,是指致使发生法律效果的法律事实(法律事件或法律行为)产生的基础或者环境。一般来说,情事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立足的客观环境也是其预见合同未来发展的基础。变更,是指订立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环境在合同尚未履行完成时发生异常变化,导致合同成立基础不复存在。而情事变更是指合同在订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非因当事人双方的原因,其赖以成立的基础出现了非正常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不可以预测的,致使合同基础丧失,继续履行合同会显示公平,应当及时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调整。情事变更并非从根本上改变“合同严守”原则,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合同法律关系的调整,保障合同的实质正义。


情事变更的适用有其必要的条件,根据学界通说可以将其归纳如下:1.必须有情事变更的事实2.时间上,情事变更的事实应当发生在合同的有效期内3.情事的变更不可预见4.当事人双方无过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往往不可预见,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适用情事变更存在先天条件,但是否能够使用还要看具体情形是否满足其他条件。引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疾病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往往有很大差异。不同季节、不同气候、不同地域,疾病的发病率都会有所不同。因此,只有在具体情形下,考虑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只有导致发生原有合同效力,显示公平时才能适用。


考虑到情事变更在实践中容易被滥用,《民法典(草案)》并没有将其纳入。从现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来看,该解释有意将不可抗力排除在外。有学者指出虽然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之间免责事由、不能预见的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往往难以严格区分。笔者支持此观点,情事变更相较于不可抗力在法律上属于不确定的概念,故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和不可抗力的区别。但有一点明确的是两者在平衡当事人双方利益程度上有所差异,情事变更比不可抗力制度更有利于促进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也更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结论:明确导致合同不能按时履行的客观情况的性质是解决纠纷的前提。然而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之间往往并没有十分明确地界限甚至两者出现竞合的情形。但两者在法律效果上区别很大,不可抗力会导致违约责任的免除和法定解除权的产生,情事变更则不然,如果当事人想要适用情事变更制度变更或解除合同,则需要当事人双方协商或者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因此,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体情形满足不可抗力时,应该允许当事人选择不可抗力或者情事变更的法律效果;当具体情形不满足不可抗力时,可尝试引用情事变更解决。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其具体情况,可能作为情事变更的事由,也可能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但二者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非正常变更,不能实现民事法律行为当初的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例如新冠肺炎,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人们正常的民事活动。民事法律应当起到经济运行稳定器的作用,无论是不可抗力,还是情事变更的认定,都应当要谨慎。民事法律应当尽量维护民事经济行为的正常化,方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益。

刘静波:《企业因疫情不能正常履行合同怎么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说法律有相应规定》,访问网址: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2/b9a56ce780f44c3b9f6da28a4373d6c3.shtml,访问时间:2020年3月8日。

市场监管总局 农业农村部 林草局:《市场监管总局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访问网址: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26/content_5472280.htm,访问时间:2020年3月8日。

彭凤至著:《情事变更原则之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40页。

王家福著:《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页。

王利明:《情事变更制度若干问题探讨——兼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23条》,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不可抗力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影响


(一)影响之一是当事人可依据不可抗力条款主张对合同解除权

《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当事人因不可抗力可以享有合同解除权。一方当事人只要依法取得不可抗力以及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的事实证据,并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及时通知义务等,即可主动解除合同。例如,政府为抗击疫情,实行禁运或禁止交易,在此情况下债务人可主张不可抗力享有合同解除权。



(二)影响之二是当事人可依据不可抗力条款免除违约责任

1.不可抗力免除责任的范围限于违约责任,不能任意扩大。不可抗力产生的违约责任在因果关系上并不能归属于债务人,因此立法者在立法时才考虑免除债务人违约责任,但对于依据合同条款债务人本应承担的责任无法免除。


2.不可抗力免除违约责任的程度。《民法总则》第180条及《合同法》第117条都对不可抗力免责做出了规定。但对比两者可以发现,在不可抗力免责上,《合同法》和《民法总则》规定略有不同。前者强调根据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影响程度大小免除相应的责任,而后者强调不可抗力致使合同履行不能而完全免除责任。有学者主张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时,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处理。笔者支持该观点,事实上《民法典(草案)》第五百九十条沿用了《合同法》的规定,根据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3.迟延履行如何免责。对于迟延履行应区别对待,其一是由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未如约及时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合同履行受不可抗力影响,这时未及时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对履行迟延负有个人责任,因此不能使用不可抗力免责;其二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合同迟延履行。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有两种情形,一是永久不能二是暂时不能。如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暂时履行不能,则可以免除其违约责任。



(三)影响之三是产生风险负担的法律效果

法律规定了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享有法定解除权,却并没有规定因不可抗力合同解除的风险负担规则。


关于风险负担规则,清华大学法学院崔建远教授认为:我国的《合同法》尚未对此作出统一规定,目前只在《合同法》分则部分条款中有明确的规定,例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和技术开发合同。

笔者支持这种观点,那么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法律规定模糊不清的情况下,风险应该如何负担?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事件发生前,甲公司准备在武汉采购一批生产性原材料,并且原材料销售商签署了买卖合同,与就近轮船运输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并支付全额货款及运费。现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当地行政机关实施交通管制。在这种特殊情形下,甲公司支付的货款及运费是否应当被退还?由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甲公司当然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并要求对方退回已支付的费用并恢复原状。然而这样在事实上这笔损失由原材料销售商和轮船运输公司来承担,因为这批材料可能卖给其他买方而当场交易,或者轮船运输公司为了完成本次运输作业而雇佣相应的员工耗用了人工成本。


考虑到公共卫生事件作为突发事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合同当事方对出现此种情况往往无法预测,同时很难去衡量哪一方的损失具体有多少。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结合案件具体情形采用公平原则,对损失在当事人双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彭万林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5页。

崔建远:《合同解除的疑问与释答》,载《法学》2005年第9期。